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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2章 皇子不昌（第1页）

高英入宫在景明四年（503），是赵修死后宣武帝后宫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。对也许只有十三四岁的高英来说，一个非常利好的条件，就是她在宫里并非那么孤单，因为她的大姑母也被宣武帝任命为内侍中，可以自由出入宫禁。

高照容的大姐，也是高肇兄弟的大姐，在宣武帝亲政后，以皇姨身份被接到洛阳（住在延寿里）。这位我们不知其名的高家长姊，据墓志死于正光四年十一月十九日（523年12月11日），享年七十一岁（可见她比王钟儿/慈庆小十四岁）。高氏墓志志题“魏故持节征虏将军营州刺史长岑侯韩使君贿夫人高氏墓铭”，据此知其夫是韩贿，应与随同高飏归魏的“乡人韩内”有关。墓志说：“在生不幸，韩侯夙殒。子幼茕然，房宇寥寂。”铭辞也说：“侯已夙逝，子续幼孤。”可见韩贿死时，儿子还非常幼小，大概因为有这个儿子，高氏后来一直寡居。墓志云：“至景明三年，宣武皇帝以夫人皇姨之重，兼韵动河月，遂赐汤沐邑，封辽东郡君。”这一年高氏刚刚五十岁，她的儿子应早已成人。

墓志接着说：“又以椒幄任要，宜须翼辅，授内侍中，用委宫掖。”墓志没有说明高氏担任内侍中的时间，如果并非与封辽东郡君同时，那么很可能与高英入宫有关。也就是说，存在这种可能，宣武帝纳舅女为嫔时，高家安排大姑母做了女侍中，当然是为了照顾还相当年幼的高英。另一方面，宣武帝也乐于在后宫看到自己信得过的人影响力上升，这才叫“用委宫掖”。可想而知，与宣武帝一直保持联系的老尼慈庆，也会与高氏关系亲密，或至少是彼此熟悉，因为不仅有历史的原因，还有现实的关联。墓志文字显示高氏信佛，如“夫人以无生永逸，有陋将危，志腾苦海，舟梁彼岸，故裁谢浮虚，敬仰方直”，等等。

不过高英入宫时，内宫权势都在于皇后之手。虽然赵修败死，于皇后之父于劲仍担任禁军统帅领军将军，深得宣武帝信任，正如《魏书·源怀传》所说“时后父于劲势倾朝野”。据《北史·后妃传》，于皇后入宫在宣武帝亲政后，因左右（即赵修）向宣武帝宣扬于氏“有容德”，宣武帝“乃迎入为贵人”，“甚见宠爱”。据《魏书·世宗纪》，于氏立为皇后在景明二年九月己亥（501年10月5日）。这一年于氏十四岁。《北史·后妃传》对她的描述是“静默宽容，性不妒忌”。不过《北史·孝文六王传》之《京兆王愉传》，却讲述了一个有关这位于皇后另一面的故事。

据《京兆王愉传》，宣武帝在亲政之初，跟几个弟弟相当亲密（“留爱诸弟”），元愉等“常出入宫掖，晨昏寝处，若家人焉”。也许是于皇后的主意，宣武帝为元愉娶于皇后的妹妹做王妃。怎奈这一结合全无光彩，于妃婚后“不见礼答”。元愉似乎是那种用情专一的人，而他早在娶于妃之前，已经心有所属。孝文帝末年，他担任徐州刺史时，有天夜里在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街巷听到曼妙动人的歌唱，循声觅人，原来是一位姓杨的女子（虽然史未明言，可能暗示她是一个歌伎），来自东郡。元愉“悦之”，娶以为妾，“遂被宠嬖”。那时对皇子婚事的要求已越来越严格，不仅正妻须由皇家安排，就算娶妾，也须出自士族家庭。杨氏出身寒贱，连做妾的资格都没有。深陷爱情的元愉卸任回京时，把杨氏带回洛阳，要给她改变身份。他找到出自名族赵郡李氏的李恃显，把杨氏送到李家，请他收杨氏为养女，由此给她改姓为李氏。经过这么一番洗白，元愉从李恃显家正正规规地迎娶杨氏/李氏回到京兆王府。二人非常恩爱，杨氏/李氏很快为元愉生下一个王子，取名宝月。

这位杨氏/李氏的墓志已经出土，志题“魏故临洮王妃杨氏墓志铭”，是正光四年长子元宝月为她制作的。从墓志文字看，元宝月恢复了母亲的杨姓，却不敢面对她的东郡籍贯，而把她说成弘农杨氏。墓志称：“妃讳奥妃，字婉瀴，恒农华阴人也。”墓志追溯杨奥妃的先祖至于东汉杨震，且称其父祖皆为官员，当然都是不可信的。下面我们尊重元宝月的立场，称呼她时使用她本来的姓和名，即杨氏奥妃，而不用《北史》的“李氏”。据墓志，杨奥妃“少而机悟，长而温敏，幽闲表德，宽裕在躬”。墓志说她十八岁嫁给元愉：“年十有八，百两云归。”杨奥妃十八岁，在太和二十二年，这是她和元愉在彭城初识的时间，不是宣武帝即位后上演的从李恃显家假出嫁的时间。因此可以肯定，杨奥妃入京兆王府，比于皇后的妹妹于妃至少要早三年。于妃嫁给元愉时，杨奥妃要么已经生了元宝月，要么正怀着他。

于妃把杨奥妃专宠、自己不见元愉礼答的情况报告给皇后姐姐，于皇后当然要替妹妹出头。于是她把杨奥妃叫进宫，“毁击之”，就是很重地打了一顿，可能还造成了毁容。然后，于皇后强行给杨奥妃剃发，让她出家为尼，却不许她出宫，而拘禁在宫内的尼寺，很可能就是慈庆在的那所内寺。事在景明三年，元宝月出生不久，于皇后让于妃把元宝月养为己子。元愉当然不敢去找于皇后要人，但这样也不可能使于妃在元愉面前增加吸引力。过了一年多，也就是到了景明四年，赵修垮台之后，宫内形势多少有了一些变化。于皇后的父亲于劲一方面忧心于皇后久不诞育，另一方面要调整赵修死后的宫内权力布局，也就是要拉拢高肇兄弟，于是上表宣武帝，“劝广嫔御”，即多立妃嫔，以广皇嗣。很可能，高英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入宫为夫人的。同时，于劲勒令于皇后释放杨奥妃。

杨奥妃回到京兆王府，与元愉相聚，“旧爱更甚”，不久为元愉生了次子元宝辉。元愉共有四子一女，全都是杨奥妃所生，可见元愉专情之至。永平元年（508）八月元愉在冀州谋反称帝，《北史》称原因之一是“又以幸妾屡被顿辱，内外离抑”，指的就是于皇后“毁击”杨奥妃并强令她出家之事，虽然那时于皇后已死，元愉显然把这笔账记在他的皇帝哥哥头上了。元愉在冀州的州治信都城（今河北衡水市冀州区）立坛称帝，立杨奥妃为皇后，算是大大地出了一口气——这口恶气他已憋了整整十年。不过元愉只做了一个月皇帝，信都城就被攻破，不久元愉和杨奥妃及所有孩子都被押解回京，元愉本人不明不白地死于野王（今河南沁阳）。《北史》说押解途中，元愉“每止宿亭传，必携李（杨奥妃）手，尽其私情”。

元愉死后，其四子虽被赦宥，但绝了属籍，不算元姓宗室了，无处容身。杨奥妃怀有身孕，依照宣武帝的意思要处极刑（“屠割”）。据《魏书·崔光传》，崔光当时任中书令，职当草拟诏书，他犹豫很久，最后上奏云：“伏闻当刑元愉妾李，加之屠割。妖惑扇乱，诚合此罪。但外人窃云李今怀妊，例待分产。且臣寻诸旧典，兼推近事，戮至刳胎，谓之虐刑，桀纣之主，乃行斯事。”

崔光接着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劝说宣武帝，那就是这么做可能不利于宣武帝诞育皇嗣。那时宣武帝的两个皇子都已夭折，宣武帝自己已二十六七岁，崔光提这个算是戳中了他的心事。崔光说：“陛下春秋已长，未有储体，皇子襁褓，至有夭失。臣之愚识，知无不言，乞停李狱，以俟育孕。”宣武帝同意等杨奥妃完成生育再行刑。一年多以后的永平二年（509）十一月，杨奥妃的女儿元明月应该快一岁大了（“一女遗育，甫及将年”），杨奥妃被处死，年方二十九岁。

元宝月与三弟一妹，在极端窘境下又过了六七年，到宣武帝死后，才得恢复属籍，投靠叔父清河王元怿。元宝月墓志称“年十有四，为清河文献王所摄养”，是指恢复皇家宗室身份之后的事。《北史》记胡太后追封元愉为临洮王，“宝月乃改葬父母，追服三年”。这里的“母”，就是杨奥妃。元宝月为杨奥妃所造墓志，以及一年后元宝月死后家人（很可能是他妻子或弟弟）为他所造墓志，完全看不到于妃的痕迹，只认杨奥妃为元愉的正妃。可以说，元愉的后人完美地表达了他一直坚持的立场。甚至当元愉的第三子元宝炬被宇文泰选作孝武帝的继任者（是为西魏文帝），于大统元年正月戊申（535年2月18日）即位时，他仍然“追尊皇考为文景皇帝，皇妣杨氏为皇后”。元愉哪里想得到，在他死去近三十年之后，他心爱的杨奥妃终于获得了合法的皇后称号。

当然这些都是后话，现在我们先回到景明四年，当于皇后把杨奥妃还给元愉，并支持其父上表“劝广嫔御”之后，又发生了什么呢？

两年后，于皇后就怀孕了。《魏书·世宗纪》：“正始三年春正月丁卯（506年2月9日）朔，皇子生，大赦天下。”这是宣武帝第一个孩子，而他已经二十三岁了。正旦得子，当然是大喜事，所以要大赦天下。到三月戊子（506年5月1日），正式为皇子制名，“名皇子曰昌”。

十九岁的于皇后诞育皇嗣，理论上应该是巩固了她在后宫的至尊地位。然而实际情况可能大大不然。失去了赵修这种亲信左右的日常照顾，后宫权势的复杂性弥漫开来。这时取代赵修原来地位的茹皓，已娶高肇的从妹，成为高氏的盟友。而于皇后的父亲于劲，这时可能已离开领军将军的关键岗位，前往中山（今河北定州）担任定州刺史了。于劲的离开，改变了内宫的权力结构。对于皇后来说，这是灾难的开始。诞育皇子没有给她带来好运，可能正相反，让她成了更紧迫的目标。于皇后的主要敌人，是已入宫三年的高英。

这时高英十六七岁，正是花样年华，以宣武帝亲表妹的身份，更得宫里宫外诸多人物的支持，有实力挑战皇后的权威。虽然具体时间不明，大概在正始二年至永平元年（505—508）间，也就是在于皇后生元昌前后，高英生了一个儿子，可是夭折了。后来高英再次怀孕，生了一个女儿，即后来的建德公主。《北史·后妃传》：“宣武皇后高氏……宣武纳为贵嫔，生皇子，早夭，又生建德公主。后拜为皇后，甚见礼重。”按这个叙事时间表，建德公主生在高英做皇后之前，当然这是错误的。后来胡太后逼高英出家为尼，自己抚养建德公主，“恒置左右，抚爱之”，时在延昌四年（515）。那时建德公主“始五六岁”，那么她应该出生于永平三年或四年。《魏书·萧宝夤传》：“（萧宝夤）长子烈，复尚肃宗妹建德公主。”称建德公主为孝明帝之妹，可见她一定出生在永平三年三月之后，而那时高英做皇后已经两年多了。

《北史·后妃传》：“宣武顺皇后于氏……生皇子昌，三岁夭没。其后暴崩，宫禁事秘，莫能知悉，而世议归咎于高夫人。”这里的叙事次序是错误的，于皇后其实死在其子元昌之前。据《魏书·世宗纪》，正始四年十月丁卯（507年12月1日）“皇后于氏崩”，永平元年三月戊子（508年4月20日）“皇子昌薨”。于皇后死时二十岁（按现代的算法是十九岁），元昌死时三岁（按现代的算法还不到两岁）。从北朝史书的写法来看，母子二人的死背后都有高肇的影子。《北史·外戚传》：“时顺皇后暴崩，世议言肇为之。皇子昌薨，佥谓王显失于医疗，承肇意旨。”

高肇及其家族（或家庭）也许有力量在洛阳宫内完成这两宗谋杀，但要完全瞒过宣武帝，难度是巨大的。说到底，“宫禁事秘”，就如当年废太子元恂被逼外逃，以至于被废被杀，那么大的事，连孝文帝都完全蒙在鼓里。不过，说元昌之死是王显故意耽误了治疗，多少有点不可思议，毕竟于皇后已死，幼小的皇子是可以由高英母养的（如子贵母死时代那种做法），不必置之死地而后快。更何况此时宣武帝仅有这一个子嗣，无论如何是极为珍贵的。很可能史书的这种写法，和北魏后期上层社会对高肇的那种全面否定的舆论一样，更多代表了一种态度、一种立场，未必与具体事实相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