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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太后一开始就表现出相当的政治智慧,她对于忠的宠信是一种交换,要交换的是于忠支持她临朝称制。据《魏书·肃宗纪》,八月壬辰(515年9月15日),“群臣奏请皇太后临朝称制”。临朝称制,就是制度性的皇太后代替皇帝行使皇权。称制,是代表皇帝说话,特殊情况下大臣也可以称制。但在制度意义上,临朝称制的几乎只能是皇太后。看不惯或敌视于忠的内外朝官,当然希望以太后临朝称制来制约或削弱于忠的威权,所以一定会有很多大臣附和这一提案。但是,如果于忠坚决反对,他也一定能找到办法阻止这一提案得到批准。只不过,胡太后刚刚向他表达了无比的亲近姿态,显然听政后也不会对他有什么不利,他有什么必要去冒险抵制呢?这大概是于忠那时的基本心态。
不知是不是于忠犹豫不决,或宫廷内外另有势力需要协调协商,具体情况已无从了解,但看起来并非一帆风顺,而是过了十三天才有结论。《魏书·肃宗纪》:“九月乙巳(515年9月28日),皇太后亲览万机。”这是胡太后在北魏政治史上崛起的时刻。今后许多年里,北魏政治的许多发展,至少在表面上,就要以她为中心了。跟以前相比,女主听政的最大不同,是太后要真正与百官见面,听他们汇报政务,当场作出决定。这是朝官都在场、都见证的,辅政权臣没有办法在中间制造一个可由自己控制的间隔。只要太后和皇帝在一起(这是太后临朝听政的必要条件),就没有人能够以皇帝的名义反对太后。太后的意志以诏敕的形式下达,胆敢违抗者就是与北魏国家机器对抗。
在冯太后于太和十年(486)结束听政之后,整整四十年过去了,现在再次出现了女主听政。
胡太后听政后要做的第一件大事,就是把于忠从权力中心赶出去。在朝廷,宣武帝的几个弟弟,特别是清河王元怿,可能会是太后的重要智囊。在内宫,曾救过她性命的宦官刘腾也会给她出主意。因此,胡太后对付于忠显得非常讲策略,是分阶段、分步骤的。第一步,解除他的侍中和领军职务,特别是后者,剥夺其军权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隐患。《魏书·于忠传》:“灵太后临朝,解忠侍中、领军、崇训卫尉,止为仪同、尚书令,加侍中。”解除了这些内朝职务之后,又给他“加侍中”,显然是为了宽慰他,可是加侍中不是侍中正员,且很可能只是一个名义,不能如正牌侍中一样在禁中上班。另外一个宽慰于忠的措施,是拜于忠的夫人元氏为女侍中,赐号范阳郡君。这位元夫人比于忠有文化,史称“微解诗书”。这可能发生在十月至十一月间。
当然,被解除了那么多职务之后,于忠还是尚书令,是行政执行机构尚书省的首脑,号称端右,是非常显要的。又过了十来天,才进入第二步。太后在崇训宫见门下省的侍官(侍中、黄门郎等),问道:“(于)忠在端右,声听何如?”众人都回答:“不称厥位。”于是下诏,外派于忠去担任冀州刺史。这个过程中,于忠基本上没有抵抗的机会,有的只是担心情况会更糟。好在胡太后念他救命有功,虽然后来元雍、元匡等请求加以重罪,太后都替他遮挡了,算是“软着陆”,后来竟得善终。
此后四年,都是胡太后临朝称制。
这四年间,与我们所关注的老尼慈庆相关的,主要是一些人物的死亡。对于这样一个上了年岁的人,她听到的消息中最能引发她关切的,总是那些在她生命中出现过、重要过的人的死亡。首先是胡太后的姑母比丘尼僧芝的去世。据僧芝墓志,僧芝在熙平元年正月十九日(516年3月7日)夜分,“终于乐安公主寺”,享年七十五岁。她总算看到了侄女荣耀时光的到来,侄女对她的报答只能是隆重安葬。但似乎下葬很快,墓志说“其月廿四日辛卯迁窆于洛阳北芒山之阳”。照说胡太后会参加丧礼,但也许只是其中某一个环节。慈庆也一定会前去吊丧。慈庆可能早在平城宫时就认识僧芝,后来在洛阳宫出家后一定与她联系更多。考虑到慈庆年事已高,未必能去送葬,另外我们知道的一些人物,比如一年前出家的宣武帝皇后高英(现在是比丘尼慈义),一定会去参加。还有孝文帝的废皇后小冯,以及王肃的前夫人谢氏,如果她们这时都还健在,也一定会参加,因为她们都是僧芝的弟子。
一年多以后,熙平二年三月丁亥(517年5月2日),广平王元怀病逝。元怀是慈庆抚育过的,应该一直都有一些联系。如果慈庆参加元怀的葬礼,她应有机会见到高猛和他妻子长乐公主元瑛。元瑛对慈庆,应该也有她哥哥宣武帝那种感情。如果高英也来吊丧,慈庆跟她当然毫不陌生。相见说起往事,必有万千感慨。
再过一年半,高英也去世了。
于忠等辅政大臣在延昌四年三月甲辰(515年3月31日),逼迫皇太后高英“出俗为尼”,一开始“徙御金墉”,后来进入瑶光寺。据僧芝墓志,高英出家后拜僧芝为师。高英墓志说她“帝崩,志愿道门,出俗为尼”。《北史·后妃传》:“寻为尼,居瑶光寺,非大节庆不入宫中。”高英出家后,她的女儿建德公主就由胡太后抚养。《魏书·皇后传》:“建德公主始五六岁,灵太后恒置左右,抚爱之。”高英年纪轻轻(出家时大概只有二十五六岁,死时不到二十九岁),突然暴死,是胡太后安排的。
《魏书·肃宗纪》:“(神龟元年九月)戊申(518年11月14日),皇太后高氏崩于瑶光寺。”高英墓志:“以神龟元年九月廿四日(518年11月12日)薨于寺。”墓志记高英死日比《魏书》早两天,但两者都说她死于瑶光寺。其实高英死在自己母亲家里。高英的父亲高偃死于太和十年,母亲王氏辛苦带大了几个孩子。高英拜皇后的第二年,王氏被封为武邑郡君。据《魏书·皇后传》,那段时间(应该不是一天而已),高英离开瑶光寺回娘家看望母亲。偏偏这一天“天文有变”,出现了不利于后宫之主的天象。什么天象呢?《魏书·天象志》:“闰月戊午,月犯轩辕,又女主之谪。”《天象志》的这一部分不是魏收书原文,可能是用唐人书补的,时间错误很多。神龟元年闰月在七月,但闰七月没有戊午日。随后的小字注占文也问题多多:“月犯轩辕,女主忧之。其后皇太后高尼崩于瑶光寺。……胡太后害高氏以厌天变,乃以后礼葬之。”概而言之,所谓“天文有变”就是月犯轩辕,占曰“女主之谪”。照说这种祸事会应在胡太后身上,她当然要想办法转移给别人。于是她想到了前皇太后高英、现在的比丘尼慈义。《北史·后妃传》:“灵太后欲以当祸,是夜暴崩,天下冤之。”
按胡太后的指令,高英在母亲家里被杀害,然后“丧还瑶光佛寺,殡葬皆以尼礼”。根据高英墓志,主持和参与丧事的是“弟子法王等一百人”。这里说的“弟子”,可能并不是高英/慈义的弟子,而是“佛弟子”的省称,指瑶光寺与高英有关联的比丘尼,当然她们中一定有不少本是宫女,是在高英出家时随她成为比丘尼的。高英下葬时间在十月丁卯(518年12月3日)。据《魏书·礼志》,当皇帝(其实是胡太后)问如何安排葬礼时,朝臣建议“内外群官,权改常服,单衣邪巾,奉送至墓,列位哭拜,事讫而除。止在京师,更不宣下”。既不是正常的比丘尼葬礼,也不是皇太后葬礼,算是某种折中之后的简化。
前往北邙山送葬的一定有高猛夫妇。那时高家在世的人尽管还有一些,不过都成了明日黄花,只有高猛的妻子长乐公主元瑛以宣武帝同母妹的身份,尚能得胡太后礼待,仍然活跃在宫廷内外。老尼慈庆是否会去吊丧、送葬,已无从猜测。
接下来,是一个慈庆必定会参加的丧葬仪式,不过并非新丧,而是改葬。胡太后对一个早在二十三年前就已去世并安葬的人,举行隆重的改葬,这个人就是宣武帝的生母、孝明帝的祖亲高照容。《魏书·肃宗纪》:“是月(神龟二年正月),改葬文昭皇太后高氏。”高照容墓志残存文字也提到改葬时间在神龟二年(519),只可惜接下来的月日已严重残泐。有证据显示,至迟在前一年高英下葬后不久,胡太后就考虑要给高照容重新安葬。比如,《魏书·礼志》记神龟元年十一月尚书省祠部曹预备改葬事,就与典礼相关的皇帝、皇太后和群臣服制,发符给国子学士要求给出意见,崔光因兼国子祭酒,最后代表众学士上报他们讨论的结果。高英死后,殡葬皆以尼礼,不得配飨世宗,那么将来胡太后死后,是不是可以配飨呢?这次改葬高照荣,就是为将来做准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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